他們發現,與學業成就(在這里主要使用受教育年限和是否完成了大學學業來進行衡量)有關的那些突變,每一個突變的影響作用都非常小。
這些突變的影響作用要比對生理性狀的影響小得多,只有在檢測樣本非常大(在這次研究工作中共計對12.6萬人進行了分析)的情況下才能夠發現這些突變的影響作用。
其中影響作用大的突變的效力也只有0.02%,而對身高有影響的突變的影響效力約為0.4%,對體重有影響的突變的影響效力約為0.3%,相比之下整整相差了一個數量級。
可是單單這一個發現還不足以解釋所有這些突變的總體影響效力。所以,進行另外一種觀察試驗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我們假設只有10個遺傳位點與學業成就有關,并且這10個位點的信號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也都是列在前十位的,而且我們還假設每一個位點的影響作用都是大的,即能夠達到0.02%.那么如果將這10個位點的信號全都考慮在內;
將它們看作一個整體的預測因子,這個預測因子對學業成就的影響力會有多大呢?其實這就是所謂的多基因評分法(polygenic score method)。
如果我們選出的這10個位點都是真正有作用的位點,那么它們的整體作用效力就應該是10×0.02,即能夠達到0.2%.如果將這個數字放大,假設有成百上千、或者更多的位點都發揮了作用,那么它們的作用效力就非常大了,足以解釋遺傳對行為性狀的影響作用。
可是如果真的只有10個位點有作用,那么其實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影響,不過會綜合其它位點的作用。正如Rietveld等人發現的那樣,參與發揮作用的突變的數量越多,那么對作用結果的預測就會越準確。
這也就是說學業成就似乎真的是一種受多基因影響的性狀。可是這些位點的影響作用為什么會這么小呢?是因為我們的行為學檢測手段太差,檢測不到真正的影響作用嗎?
Rietveld等人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證實了這一點。Rietveld他們認為,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各種表型檢測手段,比如受教育年限等,那么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也許還能發揮一點作用,幫助我們找到與更廣泛的社交關聯作用有關的基因。
我們可以對這種表型進行非常精確的檢測,但是對香煙的實際暴露量等指標就只能進行非定量的檢測了,這主要是因為每個人吸煙的程度和方式都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會把煙深深的吸到肺里,還有的人喜歡把煙一直抽完,一點都不剩。
由于尼古丁的消費量是有可能受到遺傳因素影響的,所以很多直接檢測尼古丁的手段就可以比較精確的檢測出遺傳因素的影響作用,而且還可以同時闡明其中可能存在的關聯機制。
受教育年限這個指標讓Rietveld等人切身感受到了尋找合適的性狀檢測手段的重要性,對于學業成就這種性狀,我們可以有很多的檢測方法,有時做一個簡短的問卷調查就完了,有時又會做一番非常詳細的評估。
不過也沒有證據證明,使用比較粗略的檢測手段檢出的遺傳影響效力就要比使用精確的檢測手段時更弱。雖然香煙消費量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衡量指標,可是這還是不能準確地反映出實際的煙草(尼古丁)暴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