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了《解放60載 中國胃鏡滄桑路》一 文后，總覺意猶未盡。翻開采訪筆記，耳際再度響起周殿元老先生那些鏗鏘有力的話語。雖已是耄耋之年，但在一個半小時的采訪里，周老思維敏捷地口述著歷史。話語之間，許多大事變得輕描淡寫，許多細節變得記憶猶新，這或許就是年長者的穩重。詩人聶魯達說：“當華美的葉片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清晰的呈現。”我想， 在周老口述歷史過程中，也蘊藉著這份詩意。

　　葉片一：“那時，我是得天獨厚的。”

　　談及年少時的求學之路，周老用了一句很自豪的話語。

　　小學時期就讀的是日本人的學校，從小就掌握了日文;中學時期讀的是奉天省立第二國民高等學校(原第二工科學校)，學校開始日語和英語雙語教學，學習了4年的英語;大學時讀于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學部預科，在日本投降后，撿日本學生丟下的書籍來學習，用周老的話說那時是“支離破碎地學著”。

　　不管時局怎樣的動蕩，周老依然熱愛著學習。在走上醫生實踐崗位后，周老發現自己沒有系統地學習醫學課程，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醫生。于是，自己從舊書攤里買來醫學參考書自學。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在舊貨攤上淘到一臺日本軍用的顯微鏡，這對周老來說可是一件寶貝，平日里用它來做常規化驗和微生物檢查。 從此，那臺顯微鏡成了周老的隨身之物，哪怕在后方醫院撤離時，周老也讓他的通訊員背上帶走。

　　葉片二：“那是非常珍貴的，不會再有了。”

　　談及自己的醫學領域，周老沒有過多的回憶輝煌，但是卻惦記著無可復得的600多張病例卡。

　　周老從醫以來一直保持著做記錄的好習慣，但凡在診治過程中遇到特殊的病例個案，他一定會“上卡片”。所謂“上卡片”就是將病例的資料詳細地記錄在一張卡片上，然后集中起來保存做備案，以便日后查閱與交流。直至文革期前，他大約制作了600多張“卡片”，那是一筆不可復制的臨床資料，積攢了他20 余年來的醫學經驗。然而，在文革期間，周老的辦公室成為了革命者的“小天地”，案頭的書籍理所當然地被“請”出了辦公室，當然也包括了這彌足珍貴的600 多張“卡片”。

　　不幸中也有萬幸之事，在文革后的某一天，周老從醫教部領回了當年被丟的《胃鏡診斷學》。不知是哪位好心的人士撿了回來，并送了回來。“我的名字 被撕掉了，但是里面筆記的筆跡我還認得。”這本書可謂是周老在胃鏡研究過程中的啟蒙書，至今他還將這本書放在自己家中的書柜上。

　　葉片三：“和多田正大先生差不多吧，10分鐘左右。”

　　其實，周老最大的貢獻是在結腸鏡研究方面。在內鏡的領域，結腸鏡屬于最難做。“結腸鏡前端只能彎曲120度，(現在的一般180度，上下角度一 起調試，可以達到210度)使用一段時間后，角度扭的螺絲松動，彎曲程度不到100度。在79年，我就用這樣的鏡子送到回盲部的成功率已經達到了世界水 平。”

　　周老說：“日本人在結腸鏡方面做的很多，水平也很高，因此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國人。”

　　1981年，日本結腸鏡方面的專家來我國訪問，周老的日文了得，直接當了現場翻譯。于是有了這樣一場對話——

　　西安的某醫院送來一個病人X光片，說是病人有很多息肉。日本教授多田正大看完X光片子后，問：“周先生，這里有息肉嗎?哪里有息肉?”周答：“我看不見息肉，我看見很多氣泡。”

　　“你的觀點和我一樣。”多田正大說。

　　多田正大的助手問：“聽說周先生你也是搞結腸鏡了，你現在做了多少例了?”

　　“到現在為止，我和多田先生做的差不多吧!”

　　“ 5000例?”

　　“是的。”

　　這位助手很驚訝，接著問：“你到達回盲部的時候要多少分鐘?”

　　“和多田正大先生差不多吧，10分鐘左右。”

　　那時日本結腸鏡的技術已經是國際領先水平，具有90%的成功率，而當時周老的回答讓日本人著實吃了一驚。

　　……

　　當下，周老已是84歲的高齡，依然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每周都有特定的時間用于查看病房、記錄病例，就在采訪前的一周還應邀飛往外地給患者進行診治。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采訪過程中，周老的夫人一直伴隨左右，或給周老添衣，或給周老補充資料，甚是溫馨染人!行文至尾，衷心祝愿周老及夫人如意安康 ，幸福甜蜜!